志的快速下行期,转入到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强协同为标志的低位波动期。在此阶段,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波动性进一步上升,这将对保险业资负管理和财务稳健性构成挑战。保险公司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深入强化资产负债管理、调整经营与产品策略,全面回归保险保障与补偿的本质,做好久期缺口与凸性缺口管理,加强投资能力建设,增厚收益,方能妥善应对利率低位波动期的挑战。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潜在增速放缓与支持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带动利率趋势下行。在我国经济发展经历新旧动能更替的过程中,私人部门债务积累逐渐高位企稳,2015年后,私人信贷需求的增长显著放缓,我国采取“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货币政策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央行多次运用公开市场操作、降准等政策工具引导市场中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5年初的3.50%快速下行至2024年底的1.68%。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央行在三季度也开启了国债购买,需求管理政策组合的调整意味着我国未来利率走势也将进入新阶段。
展望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厚积成势,将对利率形成支撑。目前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设备等外贸“新三样”出口持续增长,2020—2024年出口额年均增速高达40%。2024年高技术行业产出对GDP贡献已经上升至15%左右,而房地产行业的贡献已由峰值时期的25%下降至19%。预计未来几年高技术产业的新动能将厚积成势,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对利率形成有力支撑。
但内外部还面临一定挑战,将加剧利率波动。首先,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受阻,对我国的长期增长构成重大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对中国海运业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其次,境外利率可能长期保持高位。美国减税法案延长、欧洲提高国防支出、澳大利亚疫情后首次转向财政赤字,全球将进入新一轮财政扩张周期,给利率上行带来阻力。最后,外部环境压力下我国利率波动性将上升。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尽管我国因时因势加强宏观调控,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但仍难以完全对冲国内外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波动性仍将有所提升。
我国利率进入低位波动期,叠加近年来一系列监管规则调整与新会计准则实施,对保险业经营提出诸多挑战。
利率长期保持低位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一是资产端以固定收益资产为主体的配置模式面临投资回报下行压力;二是负债成本调整速度落后于资产端利率下行,带来利差损风险;三是预定利率下调使保险产品面临更大市场竞争压力,保险公司必须调整产品设计与销售策略。
利率波动加大使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性和偿付能力稳定性面临考验。一方面,保险公司资负两端存在久期缺口和凸性缺口,在利率波动率上升的环境中会加剧资产负债不匹配;另一方面,新保险合同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偿二代二期等一系列监管新规则的实施,使保险公司利润表现、偿付能力等指标对市场利率变化更为敏感,在利率波动性加大的环境中对保险公司的稳健性与抗风险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利率低位波动带来的困难与挑战要求上市保险公司加强市值管理。研究显示,低利率环境下保险公司面临的诸多挑战会反映在上市保险公司的股价表现中,2010—2017年全球低利率时期,美国和欧洲的保险公司股价表现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敏感性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上市保险公司在夯实发展质量、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同时,还要关注自身投资价值、提升投资者回报。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居民投资理财偏好短久期、更灵活的工具。居民持有较多的活期存款,2006—2016年期间,居民活期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由34%上升到39%;银行发行的封闭式理财产品多为3—6个月的短期产品;保险产品中万能险、投资连结险等产品也因较高的灵活性和收益回报而受到市场青睐。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投资久期偏好开始逐渐拉长,到2024年居民活期存款的比例已经下降至27%。
保险行业最早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销售重心从短期储蓄型转向长期保障型。一是2015年之后万能险、投连险等强调投资功能的短期储蓄型产品销售减少;二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险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健康险等中长期保障型产品的保费收入占比从2015年的13%上升到2023年的24%。但也应看到,即使在产品结构已经大幅调整之后,兼具储蓄和保障功能的增额终身寿险依然是主力产品,终身寿险在人身险新单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已经从2018年的2.4%快速提高至2024年的45%,这类产品在为客户提供了长期身故保障的同时,仍然具有很强的储蓄功能。
端面临长期资产供给不足的挑战。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融资偏好以短期为主,缺少优质的长期资产。一方面,由于利率曲线陡峭,融资者以发行短债并滚续融资的方式节约利息成本。从
2015到2024年,我国债券市场存量债券平均期限反而缩短(见图1)。另一方面,以房地产和土地开发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仍占据主导,其平均项目开发周期约为2—3年,资金回笼较快,因此实体经济中一直缺少长期融资的需求,为保险资负两端久期匹配增加了难度。
面临挑战,保险业更要坚持回归保险本源。这一过程必须是由战略引领,深入到资负管理以及经营与产品策略等全方位的调整。
从国家对保险业的战略定位看,保险承担着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责任,因此保险公司首先要确保自身经营稳健,发挥好分散个体风险、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保险资金久期长、规模大、现金流相对稳定,投资布局时应充分发挥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的优势,从高潜力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产业与企业绿色转型、多样化和普惠性保险产品供给、多层次养老体系构建等多维度,全方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保险公司必须适应利率低位波动的宏观环境,重新校准经营策略,构建起基于利差、死差、费差均衡发展的利润结构。具体而言,一是深化资产负债联动管理利差损风险;二是保险产品进一步回归补偿与保障功能,聚焦于“人”、服务于“人”,构建起围绕客户需求的多元产品服务体系,提高死差收入;三是通过科技赋能企业经营与管理,推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深入业务场景,提升保险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同时,加强成本管控,增厚费差贡献。
保险公司还需要强化资产负债管理。一是坚持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探索使用衍生品、再保险等多种工具做好久期缺口、凸性缺口和利差损风险管理,减少资产负债表波动,强化财务稳健性;二是保险产品发行突出保障属性和风险管理功能,淡化财务收益目标;三是加强对消费者保险理念的引导和教育,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意识,促进全社会风险管理水平提升。
应对利率低位波动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优化“三差”结构。我国保险公司负债端需要加强刚性成本管控,产品重心向保障型转移,提高死差和费差贡献,降低保险公司对利差的依赖程度。产品设计上应注重灵活性,设计能够根据投保人需求、市场状况等因素灵活调整的保险产品,增加低保底利率、高收益弹性的分红险产品销售。
保险公司资产端应围绕“降风险、优结构”,推进多元化资产配置。进入利率低位波动期,股债相关性的提升削弱了传统组合通过股票和债券配置实现风险分散的能力,在此环境下保险公司应充分利用私募股权、非标债权、基础设施等长期资产和另类资产,通过多元化资产配置实现风险分散。
保险公司应建立“战略底仓+”配置思路,积极探索多元投资策略,优化投资结构,增厚核心收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诞生和后续多因子理论的发展,不仅为分散化投资提供了指引,更为稳健获取股票长期收益提供了理论基石。保险机构除了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还可结合宏观分析和量化分析形成多元投资策略,在加强对宏观经济和政策研判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宏观周期与风格因子的联系,构建穿越周期的资产组合。
此外,保险公司应充分利用衍生品工具管理好久期和凸性风险。保险的商业模式决定了负债端的长久期和高凸性,资产端却受限于长期资产供给不足难以匹配,形成“久期缺口”和“凸性缺口”。利率下行时,两个缺口的存在使得负债端的现值提升大幅高于资产端,加剧资产负债的不匹配;在利率上行时,凸性缺口的存在也会部分抵消久期缺口对资产负债缺口的改善。因此在利率加动的时期,久期和凸性缺口会加大资产负债匹配的难度。
与金融工程技术高度融合,做好资产负债久期和凸性管理。考虑到我国当前衍生品市场规模有限,衍生品的使用可率先在大型保险公司规模较小的账户,以及中小型保险公司先行探索。农业保险中“保险+期货”的成熟模式值得借鉴,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券商资管等市场化机构购买场外利率衍生品,期货公司、券商等机构再在场内期货市场进一步对冲,从而实现了保险公司利率风险的转移。
我国保险公司信用债投资规模较低,一部分原因是信用风险补偿不足。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固收资产配置以利率债为主(占
0.1%,与美国标普评级BBB级的违约率相当。而从企业债与国开债的信用利差来看,2024年底3年期AA级企业债的信用利差仅为67bp,与同期限AAA-级企业债44bp的利差差别不大,市场对较低评级债券所隐含的信用风险补偿较低,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对我国保险公司尤其重要。
境外市场利率可能长期处于高位,保险公司应抓住机会加强全球投资布局。一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财政支出中有大量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相关的刚性支出难以削减,美国和欧洲还在寻求扩大国防支出,全球发达经济体进入新一轮财政扩张周期,债务问题积重难返使利率面临上行压力。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链重塑带来大量产能投资需求,全球通胀不确定性上升。三是美国削减贸易赤字将导致贸易顺差国美元回流美国的机制受阻,美元地位削弱将推高风险溢价。三重因素作用下境外市场利率将长期保持高位,为我国保险公司开展全球投资、获取高利率资产缓解利差损风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我国保险业稳慎开展全球资产配置,在强化资产负债联动的同时,还能够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202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业内称作保险业新“国十条”),明确要求保险机构“引导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提升跨市场跨周期投资管理能力,稳慎推进全球资产配置”。通过积极布局境外投资,保险资金在利用境外高利率环境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对战略新兴行业的产能投资、对贵金属及绿色转型金属等关键原材料的资源投资,支持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参考银行体系应对资产负债表冲击的经验,建立保险业审慎监管逆周期调节框架。为缓释经济下行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施更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基础上,加大了对银行体系逆周期调节力度,主要措施包括:(1)放松资本监管要求,包括下调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放松留存资本缓冲要求、限制分红派息、推迟和简化实施资本监管政策等。(2)放松流动性监管要求,包括降低流动性覆盖比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3)放松拨备监管要求,包括减少拨备计提数量、下调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等。(4)对“问题资产”采取纾困和增信措施,包括对还款困难客户贷款展期、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人采取特殊信贷支持政策、为贷款提供增信和税费减免政策等措施。这些措施支持了银行业渡过危机,也有效限制了潜在风险的溢出和扩散。
我国保险监管可借鉴国际银行业审慎监管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建立保险业审慎监管逆周期调节框架,提高保险业应对冲击的能力,缓解保险业在遭遇冲击时的经营压力,帮助保险机构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健经营,降低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
保险公司通过将部分保单分保给再保险公司,在实现保单风险分散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直保公司降低准备金要求、提高资本效率、通过分保收益强化财务稳健性。近年来全球再保险市场发展迅速,美国等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积极使用再保险管理经营风险。2017—2023年美国直保公司向再保险公司分保保费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28%,并且增长主要由向离岸再保险分保驱动,离岸再保险保费增速高达50%(见图3)。
监管部门可与行业共同探索通过再保险形式向国际再保险公司分保的可行性。这样一方面可以引入国际优质资本缓解保险公司利差损风险、防范保险业经营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的溢出;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好国际再保险公司的高利率投资环境和更丰富的投资工具,充分借鉴国际市场应对长期低利率环境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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