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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透视】寻找高风险农信社的化险良方
发布时间:2026-09-05
 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通过整体推动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发挥监管、政府、市场和行业的力量,采取增加股权资产(股金溢价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风险基金、并购重组)、不良资产置换(政府置换)、机构自身清收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处置工作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仅仅两年时间,高达70%的不良资产就降至3%;22家企业投资入股、21家农商银行入股;股金溢价发行、土地置换消化不良……在多种力量

  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通过整体推动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发挥监管、政府、市场和行业的力量,采取增加股权资产(股金溢价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风险基金、并购重组)、不良资产置换(政府置换)、机构自身清收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处置工作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仅仅两年时间,高达70%的不良资产就降至3%;22家企业投资入股、21家农商银行入股;股金溢价发行、土地置换消化不良……在多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十年“高风险社”湖北省鄂州市联社通过改制农商银行,成功“摘帽”。

  这是鄂州农信化解高风险的一场特殊战役,也是全国高风险农信社化解风险的一个缩影。所谓高风险农信社,是指监管评级为六级的农信社(以县为单位),以及监管评级为五B级且主要监管指标呈下行恶化趋势的农信社。推进高风险农信社化解风险,既是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硬性要求,也是提升农信系统稳健经营能力、促进其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2016年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加快化解高风险农信社风险被列为年度重点工作,银监会鼓励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及存量风险较大省份的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与改制农商银行并行推进。2016年,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江西已全面完成农信社改制工作,全国多地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得到化解。

  高风险农信社“摘帽”,对于参与其中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省联社、法人机构以及社会资本,都是一个且行且探索的过程。化解风险有哪些成功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如何在确保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化解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围绕这些关键问题,本刊课题组对吉林、安徽、湖北、江苏、山西等十余个省份的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研,试图寻找新形势下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的可复制良方。

  监管部门始终高度重视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处置工作。早在2010年9月,银监会就出台了《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引导通过并购重组推动高风险农信社脱困。2014年末,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工作的通知》,放宽优质民营企业参与高风险农信社并购重组的政策,将并购重组的机构范围从监管评级五B级(含)以下农信社调整放宽至五级(含)以下,将并购方合计持股比例从10%调整放宽至20%。2016年上半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暨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议提出,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高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研究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跨区兼并重组高风险机构。

  近年来,一些省级政府和省联社也出台了支持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例如,湖南省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安徽省联社制订了《安徽省联社关于农村商业银行改制重点帮扶工作方案》;湖北省政府将农村信用社上缴的营业税全额返还,成立专项风险防范金,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等。

  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通过整体推动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发挥监管、政府、市场和行业的力量,采取增加股权资产(股金溢价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风险基金、并购重组)、不良资产置换(政府置换)、机构自身清收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处置工作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高风险机构数量稳步下降。

  高风险社风险化解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山东省联社政策研究部罗旭东表示:“最大的难题是不良资产的处置,因为,只要不良贷款率达到监管标准,其他如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核心指标便容易满足监管要求。”据了解,高风险社化解、处置不良资产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清收、出售、置换、核销、打包转让等手段压降和消化不良,二是通过产权改革化解、稀释不良。一些不良率过高、靠自身力量难以压降的高风险农信社,可以通过产权改革的路径化解风险。

  “通过产权改革化解不良资产是一条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有效路径。我们做过模拟测算,按照当前盈利能力和不良资产消化速度推算,如果仅凭自身清收来化解不良,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如果考虑其他诸多的风险变数,这个时间只会更长。”一位西部地区农商银行董事长如是说。

  根据我们的调查,具体实践中,因风险抵补能力不足和压降不良渠道单一,绝大部分高风险农信社采取引入机构投资者、员工增资扩股、并购重组等方式,通过产权改革的路径化解风险,且产权改革一般伴随着农商银行组建的进程。引入机构投资者又可分为引入外部大股东、引入农商银行股东、引入风险基金三类,不同的类别各有其特殊性和适用性。从总体上看,通过产权改革化解机构风险主要有四种模式。

  模式一:引入民间资本或国有企业等外部大股东。这种方式遵循市场化原则,由具有入股意向的大型民营资本或国有企业自愿投资入股,民间资本占比较高。如山西第一家完成高风险社改制的潞城农商银行,改制初期民间资本占比高达95.9%,后期大股东逐渐减持至20%的监管要求以内。引入外部大股东的方式在经济上行期及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相对容易实现。在经济上行期,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热情较高,外部大股东的资金募集会比较顺利。

  模式二:引入农商银行股东。由经营业绩较好的农商银行入股,参与高风险机构风险处置与化解。此种方式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省联社等各方的统筹推动。在实践中,江苏、吉林、安徽、江西、山西等省级联社都制定并实施了全省层面的“行社结对帮扶”战略。在省联社的统筹安排下,由系统内的优质农商银行对高风险农信社进行帮扶。这种模式又可以分为引入一个农商银行大股东的“1帮1”,引入多个并列关系的农商银行股东的“N帮1”,以及引入一个农商银行作牵头行、再配备N个农商银行入股的“1牵N帮1”三种方式。“1帮1”方式,典型的如山西襄垣县联社(优质机构)带动平顺县联社(高风险机构)一起改制、组建农商银行。“N帮1”方式,如山西平遥农商银行由榆次、灵石、寿阳三家农商银行投资入股改制而成,三家农商银行股金占总募集股金比例不超过50%。“1牵N帮1”方式,如安徽泗县农商行改制时,由桐城农商银行为牵头行,皖东、皖南农商银行为参与行,共同入股并按比例出资置换其前身泗县农商行的不良资产,桐城农商银行作为牵头行,又单独为泗县农商行募集了近2亿元股本金,帮助其改制达标。

  模式三:引入风险基金。引入风险基金是江苏农信高风险社化解风险的独特方式。在化解铜山农商银行、东方农商银行风险时,江苏省联社为两家银行提供了行业救助基金,用于处置短期内无法收回但希望较大的不良贷款。风险基金本质上是省内法人行社共同为高风险机构提供的一笔借款,由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予以偿还。

  模式四:并购重组。一是被民间资本并购。如四川广安思源农商银行是在广安北辰农信社的基础上,由四川泰合置业集团公司、攀枝花农商银行、雅安农商银行、宜宾翠屏农商银行等依法共同发起设立的,是通过民间资本并购帮助高风险机构改制化险的一种典型尝试。二是被农商银行并购。典型的如吉林九台农商银行并购长白山联社,并同步组建长白山农商银行,这是全国第一家农商银行的并购重组案例。三是被系统外银行如城商行并购。典型案例如河北蠡县农信社的风险处置,银监会授权河北银监局对蠡县27家农信社实施整体接管,并委托北京银行托管经营,待清产核资、弥补损失、财务重组后,由北京银行主导发起设立蠡州北银农商银行,不受河北省联社管理。

  以上模式为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然而必须看到,由于地域、文化、风险成因等因素不同,每一家高风险农信社都有其特殊性。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和农信社改革步伐的加快,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处置化解工作越来越紧迫,难度也越来越大。

  首先,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减少。近两年来,在农商银行筹建期间,发起人因经营恶化、资金紧张导致无法缴足股金的情况有所增多。同时,当前银行业信用风险防控形势严峻,不良资产加速暴露。在农信系统内,一些农商银行客观上无力对高风险农信社进行帮扶,参与并购重组、入股高风险农信社的意愿降低。

  其次,随着金融业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进一步拓宽,投资选择增多。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在县域范围内经营,社会关注度和投资吸引力相对不足,民间资本投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减弱。

  第三,从高风险农信社机构自身来看,绝大多数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拨备不足、盈利能力弱、风险化解渠道少,在当前不良贷款反弹和不良清收压力加大的形势下,一些机构风险抵补能力严重不足,自身化解历史包袱的难度加大,形势不容乐观。

  除了外部环境变化给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带来的挑战之外,从已完成风险处置的机构来看,产权改革这种大型外科手术式的风险化解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难点和问题。

  首先,寻找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投资者难,个别股东投资行为存在短期化倾向。有的股东追求投资利益短期最大化,逐利性强,特别是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一些入股高风险农信社的民营资本大股东发展理念与农信机构支农支小的理念不一致,很可能出现机构偏离正确经营方向的不利局面,产生战略风险。同时,有的股东关联关系复杂,入股后谋求不当关联交易,对银行公司治理和合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埋下了风险隐患。

  其次,股金溢价发行难,一些机构对股东的隐性承诺多。为更快地处置不良资产,引入新股东化解风险的机构大都采取溢价发行。投资者自愿入股高风险农信社并且花钱购买不良资产,必然寻求对等的投资回报。某中部地区农商银行董事长坦言,为吸引股东入股,他们给予了股东一些隐性承诺,如承诺每年分红15%,承诺对股东贷款实施优惠利率等,但随着经济下行,一旦机构不能兑现以前许下的承诺,极易引发股东“用脚投票”,导致经营管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第三,风险处置化解工作的协调成本较高。风险化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多方统筹发力,除了政策红线不能触碰之外,还需要得到各方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支持,甚至需要举全省之力完成,综合协调的成本较高。以山西高平农商银行组建为例,晋城市政府出资1亿元;高平市政府帮助清收不良贷款1.5亿元;高平市联社通过拨备消化3亿元;山西省联社帮扶1亿元;高平市政府通过信用背书方式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发售基金8亿元,由山西省联社组织辖内符合条件的机构购买;省财政专项批复10年内对改制后的高平农商银行上缴省级税务部门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通过年终结算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若要改制成功,需各方紧密配合、统筹协调,难度较大。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应进一步统筹发挥各方力量,通过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省联社与高风险机构各方的紧密配合,形成合力,进一步做好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更好地促进农信系统稳健发展。

  监管部门应抓好政策落实,进一步实现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处置工作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在政策支持方面,抓好前期出台的并购重组政策的落实,明确并购人资质、并购比例、并购资金来源等政策,紧密结合国务院关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要求,加强市场引导,积极协调推动。在工作推进方面,推进分省分类处置,按照高风险农信社数量和风险程度,督促逐家分类制订处置方案,确定全省高风险农信社处置措施和完成时间表,并同步消化历年亏损挂账。

  省联社应牵头组织,全面落实风险处置、化解责任,发挥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加大力度推进风险化解工作。应将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纳入省联社和高风险农信社高管的履职评价体系,统筹发挥各方力量,抓好政策措施落地。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省联社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督促高风险农信社主动配合,化解风险,尽快走出困境。对省内和系统内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处置化解风险的机构,省联社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支持和鼓励省外民间资本对高风险农信社进行并购重组。

  高风险农信社应努力履行主体职责,立足自身,因时施策,做实做好风险化解工作。一是明确风险化解思路。风险较低的机构,应以自救和机构改制为主;风险相对较大的机构,应运用市场力量,发挥系统联合救助作用,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实施并购重组,或把风险处置和股权改造结合起来,慎重选择战略投资者,争取一步到位直接改制成农商银行。二是提高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力度,避免高拨备和高不良资产并存。积极盘活不良资产,可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同风险偏好,通过合理渠道向有条件、有意愿的投资者出售不良信贷资产,探索不良贷款批量化、市场化处置的有效机制。三是实现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控制不良。风险处置、化解的治本之策,还在于机构本身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应坚守战略定力,健全公司治理,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经营效能,严格风险管控,将风险化解、机构改制和机制转换紧密衔接,实现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支持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创造有利条件和积极环境,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采取适当注资、税收返还、税费减免、帮助推介引进优质股东等多种方式支持风险化解工作。另一方面,应牵头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信社清收不良资产工作的支持力度,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最大限度地挽回农信社资金损失。2016年,银监会下发《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允许省级政府增设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此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可用好政策,助力高风险农信社运用市场化手段处置不良资产。

  此外,财政、税务等部门应加大对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的支持力度。财政部、税务总局相关文件规定,农信社改制为非县域农商银行后,营业税率将从3%上升至5%。采访中,江苏铜山农商银行相关人员认为,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后,其市场定位、服务范围、支农支小的服务宗旨均未发生改变,国家对于农信社的税收、准备金等扶持政策应保持延续性,特别是由高风险社直接改制为农商银行的机构,其法人治理和经营管理的健全完善还需要一段时间,建议在税收方面给予其一定的缓冲期(如3年),实行税收减免,待机构经营真正步入正轨之后再正常收税。

  虽然高风险农信社风险化解工作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只要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省联社协力帮扶,机构自身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自救,多措并举探寻化险之道,就一定能够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时,高风险农信社“摘帽”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要真正打造“百年老店”,农信机构必须着眼长远发展,不断健全风控体系、完善风控机制、落实风控措施,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文/本刊课题组,来源:《中国农村金融》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