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妮(1980-),女,广西玉林人,法学博士,广西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网络法学。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逐渐成为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核心资源,各国对数据治理规则的博弈日益激烈,我国企业面临着个人数据保护、重要数据安全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与利用等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运营,还可能涉及法律责任和声誉风险。我国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数据合规工作。企业数据合规的主要风险点包括数据来源合法性、数据安全管理以及跨境流动中多规则框架下的运行风险。企业的应对方案应着眼于改善数据治理,构建一整套完善的现代化数据合规体系。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合规组织架构;合理划分合规区域,及时调整数据布局;扩展外部交流机制,建立合规信息联盟等措施,以实现数据合规的目标,防范法律风险,确保企业稳定运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央、国务院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该意见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加强企业数据合规体系建设和监管等。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逐渐成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核心资源[1],重要数据控制能力的争夺成为各国数字经济竞争的焦点。在数据收集、利用和跨境流动过程中,数据收集过多、泄露等问题不断出现。为保护个人信息,维护国家安全,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数据合规工作。面对国内外数据合规监管日趋严格,我国企业要提高数据合规意识,改善数据治理,构建实施完善的现代化数据合规体系。
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GDPR)生效以来,海外数据合规相关立法陆续出台或修订,数据合规立法已成为全球合规监管的主流趋势。自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实施以来,数据保护立法步伐不断加快。我国在数据保护中坚持个人信息保护与重要数据保护并重的立法理念。一方面,民法人格权编纂有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各专项立法也紧密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以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法》管理制度逐步形成,《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等相关国家标准制定发布。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三部法律作为数据合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石,不断完善数据合规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建设。
从我国数据监管机构的执法来看,2019 年启动专项整治活动,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组织开展 APP 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监管部门通过专项行动,在短期内由多个监管部门联合执法,集中整治某一领域数据不合规问题。至 2022 年,合规监管整治已进入成熟阶段。监管机构持续纵深对 APP 开展执法监管活动,执法对象从 APP 扩展至 SDK 和微信小程序。从执法频率来看,仅仅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开展了 6 批对 APP 的执法活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一次性下架 55 个,限期责令整改 80个违法违规 APP;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进行了 12 次执法活动,共通报了 191 款 APP 及 SDK。北京、浙江等省份的通信管理局、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开展了多次执法活动[2],查处问题囊括了收集个人信息时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默认勾选隐私政策、频繁索要非必需权限、违规弹窗、收集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等各种类型的常见问题。这种全方位一体化执法整治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以及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的有力保证,同时也对企业 APP 合规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变局时代,世界各国数据治理规则的博弈日趋激烈[3]。受 GDPR 和“加州消费者隐私法”(以下简称CCPA)等数据立法趋势的影响,各国相继出台了跨境数据合规的相关规定。比如,日本建立了“匿名数据处理”的自由流动规则并与 GDPR、CCPA 等机制对接;印度在保护数据私人权利和促进国家产业发展之间平衡,对非敏感数据采取主体同意转移方式[4]。此外,国际数据治理的监管范围也在逐步细化,不仅涉及个人数据信息,还延伸到了非个人数据等新领域。各国都在加速构建本国数据法律体系,并通过法规完善数据治理的法律博弈。例如,欧盟自 2019 年 5 月起实施的关于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定,与 GDPR 等规定一起加强对数据的控制;美国于 2018 年 3 月通过了《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以下简称 CLOUD 法案),为美国执法机构请求访问存储在美国和境外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有限的机制,规定了“控制者原则”①,细化数据执法纠纷。随着新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各国都通过法律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新的“数据权利”,如知情权、拒绝权、更正权和删除权在 GDPR、CCPA 法案中均有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让数据控制者承担了更多的义务。
跨境数据交流日益频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许多国家都加强了跨境数据执法机制的监管和管理。这些机制包括国际条约、双边协议、行政法规、司法判例等,以确保对跨境数据的合法获取、传输和使用进行监管和管理。首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数据立法都有扩大执法管辖范围的趋势,扩大管辖权的域外效力,提升本国规则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比如欧盟的 GDPR、美国的 CLOUD 和 CCPA 法案,各国都想把海外公司纳入本国数据法律监管范围之内。在此国际潮流之下,我国 2020 年 6 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也超越了传统的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将管辖范围扩大到境外主体在域外的管辖范围。其次,各国正在通过数据立法为执法监督提供制度框架,并配置完善的执法机制以实施具体政策。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UNCTAD)统计,截至 2022 年 2 月,全球约 80%的国家(共 194 个国家)已完成数据安全和隐私立法,或已提出法律草案,其中过半数国家设立了个人数据保护机构以确保数据规范的实施和执行[5]。例如,欧盟的 GDPR 要求成员国建立国家数据保护机构(DPAs)来监控跨境数据流动的合规性。此外,各国通过《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协定》《网络犯罪公约》等公约,积极构建全球执法合作网络,共同打击数据违法行为。数据治理的趋势朝着更加完善的数据立法和更加严格的执法机制方向发展,其中对企业的跨境数据合规要求势必会逐步提高。在多重数据规则中,企业更容易触碰到违规的红线。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企业数据已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包括客户数据、员工数据、财务数据等。但是,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必须确保数据的来源是合法的。合法的数据源是企业使用合规获得数据的前提,也是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在数据采集方面,企业通常有三种方式:自主采集、第三方采集和公开数据采集。自主采集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渠道和方法采集数据,企业应该建立合法数据采集的制度,确保所有数据采集活动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第三方采集是指企业通过采购或外包方式获取数据,企业应当严格审查第三方数据采集机构或供应商的资质、信誉和服务质量,确保合法的数据来源。公开数据采集则是指企业从公开渠道获得数据,如政府公开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企业应该对公开数据进行筛选和评估,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并遵循公开数据的使用条款。
在企业数据治理中,安全风险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为确保数据在合规制度下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必须注重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企业应在保证数据来源合法的前提下,建立全生命周期覆盖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企业应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定数据存储位置、访问者位置和存储时间等数据管理能力。第二,建立安全、高效的数据检索机制,以满足相关法律规定和个人需求。第三,尽可能减少数据存储。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应为达到处理目的所需的最短时间。第四,为了保护数据安全,企业还应该审查访问控制、加密、别名和技术安全措施,建立透明的数据保护和安全流程,确保符合审计和合规要求。第五,建立隐私影响评估流程,对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影响进行正式分析,并在引入任何新的业务流程或系统前,进行认真评估。
数据的使用和处理包括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使用和监控等活动。企业在数据的使用和处理过程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循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原则,应以合法、正当、必要的方式进行。这个过程中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滴滴事件”为例,滴滴公司违法行为涉及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强制收集敏感个人信息、APP 频繁索取无关权限、bwin官网未履行个人信息处理告知义务以及未尽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等多种情形,2022 年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其做出了近乎“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6]。
据统计,2021 年,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背景下,跨境数字服务贸易实现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14.3%,实现过去 10 年中最高增速[7]。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棱镜门”事件也凸显了数据无序流动对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因此企业在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面临其他国家合规调查的风险。纵观当前国际数据监管存在多重规则的格局,企业数据的跨境流动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国际数据治理趋势表明,各国的数据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和不一致,这就给跨国企业的数据管理和合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首先,在数据存储问题中,欧盟制定的 GDPR 要求企业在收集和处理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严格的隐私规定;美国的 CLOUD 法案则要求无论数据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美国云服务提供商必须把存储在海外的数据交给美国政府。其次,数据隐私和安全的要求存在差异。例如,一些国家要求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加密,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要求。这会导致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出现漏洞,从而被黑客攻击或泄露。最后,一些国家的数据保护法律对于数据的使用和共享也存在限制,比如数据只能用于特定的目的,不能用于其他目的,这会限制跨国公司将数据用于新的业务领域或市场。
根据世界各国数据立法的趋势,数据主体的权利日趋完善。从新设的数据权,如知情权、被遗忘权等,我们可以发现各国法律把数据主体的一般权利提高到了基本人权的高度,并延长了数据保护的时间,这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义务负担。而一些企业因为入不敷出,不得不退出一国的数据业务。随着新设数据权利的出现,企业的数据合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了限制我国网络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严格的数据立法,在数据治理的国际博弈中抢占制度先机,试图以此构筑起一道阻碍我国企业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贸易壁垒。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我国企业进行限制的法律法规,包括《出口管理条例》《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等,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企业设置了严格的审查标准,包括必须是中国的知名企业、在中国有经营业务、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等条件。欧盟对我国企业设置了严格的数据保护条件,例如必须符合欧盟 GDPR 中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各项要求。随着全球数据主权的争夺,未来我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贸易壁垒。
随着数据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了数据保护和安全限制甚至禁止数据的使用或流动并不可行。在实践中,数据保护、数据安全与使用三者之间的权衡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企业数据合规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企业的数据合规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法律责任非常复杂,所以,企业需要从整体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在企业层面,首先要进行业务模式分析,明确数据合规工作的范围;其次要识别合规风险,为建立数据合规体系提供依据;最后要从战略角度制定整体计划,明确企业数据合规工作的目标和步骤。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企业应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和风险防范机制,实现对数据安全风险的事前防控。一个高效的合规体系,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制度流程、高层参与、风险评估、尽职调查、培训沟通、监督审计等要素的基础之上[8]。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数据通常是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包括大量敏感数据和重要数据,其处理信息既要满足本国的要求,又要满足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面临着海量的信息与业务,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数据合规机制来保障企业的数据安全。
合理规范的合规组织架构是企业合规体系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通过协调企业各级权力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各行政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合规责任,保障企业合规体系功能的实现。目前,《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均为企业合规组织架构设计提供了指导。结合以上指引和合规实践经验,一个合理规范的合规组织架构由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和各业务部门四个层次组成。在组织架构的运作上,各层级之间形成纵向逐级汇报的工作链,反之,数据治理委员会对管理层进行指导,合规负责人管理与协助数据治理部,数据治理部与各业务部门数据合规专员相互协作,为各业务部门保驾护航。监督层对管理层和执行层的数据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并听取各方汇报,形成最终监督结论后同步汇报至决策层。(见图 1)
为了适应数据处理的变化,企业需要调整框架,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合规业务部门,以确保企业符合各个主要业务区域的数据规则。这个专业的合规部门负责审核各个区域的数据合规性,确保技术产出符合本地合规要求和业务标准化。同时,企业通过合规区域的划分,不仅能够节省合规成本,而且也可以获得不同地方的数据交易经验,从而优化自身的业务流程。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法规定,跨境数据传输只能选择提供“充分保护”或“适当保障措施”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所以对有数据跨境需求的企业来说,为重置全球业务领域,更应积极比较研究数据法规,让数据业务满足国内外“双向合规”要求。同时及时调整企业自身的数据中心或服务器的战略布局,助力企业促进数据的存储和应用,避免中外数据传输规则之间的法律冲突,降低合规的风险和成本。
首先,可以建立数据合规信息联盟。随着跨境数据合规形势的日益复杂,国内一些公司积极探索,在合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华为专门成立了全球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委员会 (GSPC),并根据GDPR 的要求任命了全球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官、数据保护官等。AI 独角兽公司第四范式旗下的先知AI 平台依托其服务金融等高敏行业的管理服务经验、AI 技术的差异化等,成了国内第一款通过 GDPR 认证的 AI 软件类产品[9]。我国开展跨境贸易的企业作为命运共同体,可以建立合作联盟进行信息共享和合规经验交流,不断提高整个行业的数据合规水平,更好地应对国际数据治理的复杂趋势。
其次,应加强与交易风险评估机构的合作。跨境数据合规需要定期审查、评估和演练,但部分中小企业由于资本和技术上的缺陷,难以建立良好的风险评估机制。通过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作,由其提供信息咨询、制定计划、合规改造等,中小企业可以进行合规分析、漏洞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合规成本,弥补技术缺陷。企业也应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尤其企业在数据评估过程中,加强与此类主体的沟通,可以及时了解当地数据处理的法律规范、标准,寻求专业的监管意见。
最后,近年来,跨境数据政策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国际互信机制建设,参与相应的国际谈判,以确保在该领域获得适当的线]。通过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信任合作关系,推动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数据合规是企业安全运营的命脉,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塑造核心竞争优势的利器,更是企业走向世界,塑造中国外贸品牌的一张名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数据贸易的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条约,例如 2020 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包含了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定。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数据治理趋势,突破跨境数据合规的困境,我国企业应主动利用政策红利,构建一整套完善的现代化企业数据合规体系,及时调整在各国经营业务和数据布局,积极对外交流,应对法律冲突,提高企业的数据安全意识和数据管理水平,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